在上海的纪念活动上，导演贾樟柯参加了查理·卓别林经典电影《淘金记》上映100周年的放映，并与观众分享了这位喜剧大师跨越时代的表演艺术。正如卓别林用默片讲述工业时代普通人命运一样，贾樟柯的镜头始终聚焦于他所生长的时代和社会，他的电影语言也始终与山西汾阳的风土人情紧密相连——这是他的故乡，亦是他电影创作的精神家园。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踏上了从北京到山西的文化之旅，走进了贾樟柯影像中的“故乡”。这次名为“山河故人山西行”的活动，记者随行的团队走访了汾阳多个充满地方人文气息的景点，这些地方几乎都曾在贾樟柯的电影中留下身影。《天注定》的太符观、《山河故人》中的文峰塔等，成了这次探索的关键节点。在一整天的行程结束后，贾樟柯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电影的创作视角：微观与宏观的交织
记者：贾导演，您的电影常常关注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为什么选择以这种微观的视角为创作的核心？
贾樟柯：我一直认为，电影创作的“作者性”源自导演对现实中个体感受的真实反应。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中，个体的体验在创作中至关重要，电影不应只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它应该是对生活的“体验”记录。艺术从来不能脱离现实，它应通过想象和创造力将现实转化为电影中的艺术表现。我坚信虚构是通往真实的唯一途径。
展开剩余79%“汾阳故事”的跨越与共鸣
记者：汾阳无疑是您电影中的常见场景。那么，您的汾阳故事如何突破地域的限制，与更广泛的观众产生共鸣呢？
贾樟柯：当然，汾阳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但当今世界的命运早已紧密相连。我拍摄的电影虽然来源于汾阳，但我从未觉得自己在拍“山西电影”，我在拍的是整个中国的故事。汾阳的叙事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它所展现的困境、挣扎与人性，折射出更多人的集体经验。如今，全球化的进程让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与世界的现实愈发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诉求与现实理应被世界倾听。
对《世界》的反思与再创造
记者：电影《世界》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现象。您当时拍摄它的动机是什么？
贾樟柯：《世界》拍摄于2004年，那时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它的灵感来源于我妻子赵涛曾在深圳世界之窗的工作经历。那时候，国际旅行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世界之窗作为一个主题公园，正好映射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期待。公园的员工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他们的个体选择充满戏剧性。而这个全球化景观与其中个体困境的反差，正是电影《世界》吸引我的原因。
记者：如果今天再拍《世界》，您会有哪些不同的处理方式？
贾樟柯：如果现在拍《世界》，我会想象那个公园成为一片荒废的土地。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互联网打破了国界，真正的国际旅行也变得更加触手可及。如今，全球化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挑战，这些反向潮流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很多困境。而这些社会现象，正是我希望在电影中记录的“关键时刻”。
文学思维与AI时代的电影创作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在从文学到电影的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樟柯：我始终认为，电影创作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文学思维。当我们用几小时讲述一个故事时，这个故事的根基应来源于文学性思维，而这正是影像思维的基础。电影工作者应当通过阅读、写作等方式，培养自己的文学能力，这不仅是电影创作的基础，也是其深度和广度的源泉。
记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您怎么看待AI对电影创作的影响？
贾樟柯：AI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它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观察与体验。通过镜头捕捉世界，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本能需求，AI只能根据既有的数据库和模型生成内容，这与我们用手持摄影机在现实世界中捕捉生动场景的方式本质上是不同的。对于我来说，AI固然是一个值得利用的工具，但它不会消磨我对现实世界的观察热情。艺术的生命力来源于人类对现实的需求与感知，我的创作依然源于这个需求。
创作的核心与艺术的使命
记者：对于您当前的创作，哪些因素对您来说最为重要？
贾樟柯：首先，我希望继续探索全新的表达方式。在电影史上，许多社会现象的出现都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电影语言。尤其在信息化和技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要吸纳各种新的视听形式来推动电影语言的革新。其次，我也十分看重电影的前瞻性。我认为，伟大的电影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它能够敏锐捕捉社会的新现象，并将其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审视。最后，我一直认为，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敏锐的观察力与情感的洞察力。每个艺术家都是时代的信使，肩负着记录和传递时代变迁的使命。
贾樟柯的电影，始终以其对个体命运和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引发人们对时代的共鸣与反思。他的镜头不仅仅聚焦故乡汾阳，也映射出整个中国乃至全球化进程中的时代风云。正如他所言，每个艺术家的使命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现实与未来交织成画面，传递时代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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